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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氏出生于浙江嵊县，一生没在

　　世袭地生活过，岁月无法穿墙而过

　　而江中月亮映照酒徒陶渊明

　　隐者不避俗。在农田的光亮中

　　挺起腰板，吹灭官灯和心火

　　雨帘阻断铁幕，田野辽远和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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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在象山路口遇上一位诗人》

十四

　　当代诗歌的起始点是“归来者”，还是“朦胧诗”，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但后来被称之为“朦胧诗”的诗人们，并不全部是来自之前“今天”派的血脉，这之间的“转换”更是一个问题。在后来被称之为“朦胧诗”派的某些诗人摘取了原本属于“今天”派的果实，而“今天”派的骨干诗人，却大都在后来处于流离颠沛一一流亡岁月之中。“今天”这棵树上结的果被另外的人摘去了；后来被命名为“朦胧诗”派的诗歌文本最先是嫁接在“今天”这棵树上的。“今天”派的代表性诗人是北岛，“朦胧诗”派的代表性诗人并不是北岛。

　　“朦胧诗”是在“四人帮”跨台后的社会政治机会中浮出水面的，它脱胎于“今天”派，“今天”派的文化主张大于诗歌含义，换句话说，以诗歌的文体方式来倾诉其文化主张，是“今天”派的一种书写策略。1978年以来，以北京地域为中心的一小批高干高知子弟，在他们所接触到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文本中得到艺术启发和写作参照，写出一批泛政治意义指向的具有时代价值的诗文本，客观上成为当时文化垄断年代里的另一面构成。“某种程度上《今天》是“文革”地下思想的文学结晶，构成了勾连起“文G”与“新时期”的中介（黄平）”

　　“朦胧”之称谓来自持传统阅读习惯的威权读者，意为“看不懂”。“朦胧诗”属于一种“精英写作”。事实上，“朦胧诗”是一种宽泛的社群概念，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从诗歌发展史的视角总体地看，“朦胧诗”的艺术价值是十分有限的，许多文本经受不起时间的追问。

　　1987年以后，“第三代”诗歌以形态化的面貌出现。它的特点是：主要由国内各大学的诗歌骨干构成；相对于“朦胧诗”只有北京一个地域中心，“第三代”呈现出多个地域中心的局面。但因198酒年的社会运动，“第三代”诗歌很快沉寂下去，诗人们被迫转入散兵游勇状态。

　　我不是“第三代”诗人，但曾于1990年初冬受东北某诗人之邀前去编辑《第三代诗选》，但我是至今都不赞同“第三代”这个诗群称谓的。我认为所谓“第三代”诗人是“处于荒原中的一代”，不存在以“归来诗人”为第一代，和以“朦胧诗”为第二代的诗学谱系认定。在我看来，“第三代”只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说法，而不可能是诗歌史意义学理上的代际划分。我倾向于一些研究者认为的，“第三代”的兴衰是诗歌形态由“精英”走向“大众”之大趋势的客观开始。

　　90年代后期出现的“盘峰论战”，是诗坛演变历程的一种必然，绝非个人意志可以转移。论战触及到不同诗歌的生成方式；对不同诗歌的指陈与命名；和诗人的立场态度（我称之为“诗人可以相似，诗歌的理由是不同的”）。“盘峰论战”的焦点归结为“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两大概念争论，没有（也不可能）触及到体制/机制的原因与作用。在我看来，“盘峰论战”的积极意义是打破了诗歌垄断局面，和揭开了诗坛的深层次矛盾，并开始追问诗人的写作立场。“盘峰论战”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诗坛相对寂静，但暗中已开始孕育“两头通吃”的模式：御用诗人以民间代言自称；学院诗人力撑口语诗；民间诗人以精英（精神自足）为己任。

　　从以争吵谩骂为特点的论坛时期，到以卖脸自吹为特征的博客时期，及至前年兴起的以圈内混脸为载体方式的微群时期，网络时代在更新诗歌的发表方式的同时，影响到了诗歌的写作方式、伦理存续，和诗歌尊严。诗歌伦理缺失的三个维度表现为：诗人诗学谱系的缺失、主体失却自我觉悟、文本同质化严重，以及阅读机制的不健全一一诗歌免费阅读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因文化体制和写作机制方面的原因，经不起生存道德质询的“两头通吃”诗人在日后大面积出现了。

　　互联网时代下，以诗歌之名的文本写作得到民间化的大面积推广和深入，诗歌多中心的现实成立了。2005年，采诗官李某将此类现象命名为“草根性写作”。李的意思是：从“朦胧诗”开始到“第三代”，是诗歌由上到下（贵族到民间）的过程；直到“80后”登场，“诗歌才算比较彻底地完成其中国化和草根化的过程，……现在（形态上）处于筑底上升阶段。”李认为在“草根性写作”的大概念下，具体涌现出了“网络化”、“地方性”、“新红颜”三股建设性力量。

　　李提出的“草根性写作”概念较之“朦胧诗”和“第三代”诸概念，具有更开放性的一面，但也还是社会学意义大于诗歌学意义。这里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在不少诗人那里，“草根性写作”和“国家诗人”这两个词语是完全互文的：这些诗人在以“国家诗人”身份自居的同时，又占据了“草根性写作”的诗作质量低点位。

　　前几年，北师大教授张某提出“底层写作”和“打工诗歌”概念，对诗人以生存成分冠名，并以社会出身阶层成分论诗。稍后，张还提出“中产阶级趣味”（的虚伪性）概念，与“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相对应，企图展开说明诗人写作与社会生存之间的某些“伦理”要求。张教授可能没有预见到的是：他的理论吊诡之处在于，同样有御用诗人冠名自己为“底层写作”，以便进一步获取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张教授的“中产阶级趣味”概念的提出，又令不少绅士式的人物天然地不舒服，我曾转发X文并跟帖说：X文在指责张教授“把诗歌艺术问题道德化”的同时，并没有拿出他自己的诗歌本体批评的框架体系来，只是就人家的概念和论断作一些“治标”式的“诊断”与“批评”。换言之，X文因作了那枚“镍币”的反面，也成为了他所指责的关于“现象”的“现象批评家”。顺便说一句：诗坛“只现象，不专业”的批评特色由来已久。

　　团伙和帮派是各个诗歌中心的社会基础，他们各自差不多都有除自己文本之外的各种社会资源背景存在。由于复杂历史和体制因素的原因，诗坛圈子林立，戾气深重。常见的问题表现为：诗人之间不能谈写作伦理和生存道德；诗歌批评不涉及诗歌本体学（不但没有诗歌本体学，而且也没有批评学的本体框架）；同仁之间鲜见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据此现象，我倒是觉得有关专家学者可以去开设以下两门学科，并申请国家级课题基金：一是“诗歌政治学”，另一是“诗歌社会学”。

　　需要指出的是，我的诗歌起点和写作生涯均与诗坛那些流行的概念和团伙无甚关联，但作为一名“具有诗歌内部视角的外部人”，我对这几十年来诗坛形态和概念的演化有自己“冷眼旁观”式的认识与体会。因为“不在场”的原因，我与上述这些，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是另一种诗人。

十五

　　东晋是个“被玄言诗法统治的时代”，一个有趣的事例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集中的30多首玄言诗转瞬死去，唯以率真抒情而著称的“序”活了下来。陶渊明诗歌风格平易，对词汇不事修饰，诗人以强烈的自我生命意识，以积极乐观的人格力量打开诗性空间，以“我”为主体，以“物”为介质的诗歌模式给予汉语诗歌以强大的生命自信力。

　　陶渊明（365~427）跨时代的贡献，是对以孙绰（320~377）为代表的玄言诗进行了超越和反拨，发扬和提升了诗歌的灵性生命品质。陶渊明对于汉语诗歌的贡献，有如后世的聂鲁达一一：“复苏了整个美洲大陆的梦想”。陶诗以自传为特征，在写实中虚构一一虚构为写实服务，乃至干脆以虚构方式呈现，如《桃花源记》。有学者对此谓“想象中的自我认知与自传式的映象（参见孙康宜：《抒情与描写》）”。

　　陶诗风格之独创性，正是其主体独立的表现，有其自画像文本《五柳先生传》可为例证。但实际上，“陶既不见赏于他的同时代人，又不为其后长达数百年的许多诗人和文学批评家所理解。”而谢灵运则把抒情品质引向了歧路，谢灵运（385~433）以瑰丽想象和精心润饰的“机巧”，达到文辞的华丽唯美。与陶渊明诗的“色而不淫”不同，谢灵运诗好色而滥情。谢灵运偏离了生命之“度”，此“度”即俗世间所说的做人之“本份”。

　　陶渊明以自足的个人化抒情方式为诗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空间，在于其独立的人格品位和自由的生命意识之强大。可是陶渊明不但在同时代不被同行看好，就连数十年后出世的《文心雕龙》（刘勰465~522）对其都似无介绍。而谢灵运是一个把华丽唯美词藻用到极致（端）的人。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部分是他任永嘉太守后写的。史家认为，谢灵运诗歌一改集前朝魏晋大成者陶渊明诗歌之古朴风格，另辟蹊径，追求声色。

　　这里的问题不止是“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给予修辞和意象以余地，是诗人对世界的立场问题；以生而为人的质朴心态顺从万物，更在于体现诗者对世界的悲悯情怀。陶渊明于420年把自己更名为“潜”，后世有研究者认为他是针对自己身处的社会局势要求自己“潜藏”，以便更好地独善自身。令后世诗歌荣幸和诗人们庆幸的是：如陶渊明所愿，他一直在自己作品里所期待的伟大读者，在600年后出生的诗人苏轼那里得到了应验：苏轼以陶渊明转世自喻。

　　下午，在象山路口遇上一位诗人

　　诗史上，陶谢并列。真谬误

　　谢诗艳丽，陶氏嫌谢心乱

　　不与其往来；其时的谢灵运

　　声名远大于陶渊明，九江慧远莲社

　　谢氏亦为要角。慧远邀陶加入

　　破例遵陶氏之意置酒恭请

　　谢氏重名利，以晋室世家大臣改节

　　仕宋，就任永嘉太守等职

　　49岁时，被宋文帝以叛逆罪

　　处死于广州。我的故乡江西万载县

　　是谢氏世袭地，东晋封为康乐公

　　刘宋代晋后，降为康乐侯

　　谢氏出生于浙江嵊县，一生没在

　　世袭地生活过，岁月无法穿墙而过

　　而江中月亮映照酒徒陶渊明

　　隐者不避俗。在农田的光亮中

　　挺起腰板，吹灭官灯和心火

　　雨帘阻断铁幕，田野辽远和丰厚

　　认识的人多，熟悉的狗也多了

　　“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

　　一壶老酒，几间茅屋，一张无弦琴

　　陶诗平淡淳朴，风骨融入草木……

　　时间无情义，陶渊明仅在世上51年

　　此后。往桃花源的路上接连收费

　　未来的雪都是对雨的回忆

　　那些构成美的悠然，出没野外

　　与机关、集市、夜店保持漫远的距离

　　……至今死者情绪稳定。陶渊明

　　信步走过下午的路口

　　2015.11.20

　　补记：有很久时间了，一直总想要记下对陶、谢的阅读体会，拟题：突破玄言诗时代的生命诗陶渊明，兼叙唯美诗谢灵运。

十六

　　作为一名同时代的局外人，我觉得这些年来的诗坛象是在上演无间道。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盘峰论争，它的实质与其说是诗歌之争，不如说是身份之争，身份之争不是“表象”之争，是实质利益之争。或者说，盘峰式论争基本上是属于利益范畴的话语权之争，与诗本体建设的诉求相差甚远。诚如柯雷所言：“诗人身份好像不仅是个文学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

　　利益的诉求似乎是永恒的话题，比诗歌本身更古老和悠远。盘峰大会“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的冠名或概念之争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它只是问题的表征形式；体制与机制所导致的利益关系之争才是问题的根本。换言之，论争的双方绝大部分原本是“一家人”，而真正更多地享有既得利益和掌握话语权势的人并未出场，他们隐身在背后，他们才是问题的源头。……不少诗人在后来之所以“两头下注”以期“通吃”，实质上是由于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危机，而返身“不择手段”地摄取“民间”的一种临床表现，这形成了当今特有的诗坛伪民间英姿勃发的现象。

　　诗歌在形态传播学和写作发生学上，都有两层意思，一是终极性的，另一是进行性、过程式的。终极是许多诗人内心的向往，但过程却又是大多数诗人栖身的方式，诗人的困境在于要先有过程才能生存和容身，否则追求终极境界就成为缘木求鱼。这就是一件作品之所以同时存在“历时性理解”和“共时性认识”的原因与可能。

　　在流行诗坛上，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最配得上谈诗。但事实绝非如此。诗歌的呈现要靠独立的人文品格和全新的意象形式，而不是转发文化概念上的口号，或者披上学术外衣做学术工程之类。有人曾这样认为：“失败的时代”如果出现“成功”的个案，其本身就是可疑的。

　　如果成功是在清醒地面对失败这一时代背景所作的一种有益探索，那么，此种“成功的失败”是值得肯定和钦佩的。须知从实质上看，诗歌远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失败的文体”，根本上是无关（超越）胜败的格局。无关胜败，这才是一名诗者的真正写作立场。

　　囿限于体制的诗人们，他们离真正的民间还有多远？这是一个自问题。那些两头下注的人的一大便利之处在于文本风格的高度雷同。真正民间的使命与价值是开一代诗风，而不是喝流行鸡汤，要求民间有自觉的文本意识是诗人的责任所在。就现状看，在林林总总的民间诗群中，具有文本自觉努力的并不是很多，甚至一定程度上看，部分所谓民间犹如浮在一碗清水里的几滴漂油，显得孤悬而造作。民间的真正生命力当在于文本的独立性，而这是迄今最为缺乏的。

　　汉语诗歌更深层次的问题应当是诗歌正义的名相和法度，但现实中，伪民间的表现较之许多庙堂式的亮相要来得远为复杂和暗哑，充满着迷宫式的疑惑，以及自相矛盾的诡异，它们的粉墨登场大幅度地增加了读者辨识的难度。从临床印象层面上看，这是今天诗坛形态问题的一大症结所在。那些动辄以“中国诗人”自居的人，是一种“窃国者侯”的思维在作祟，在他们那里，“中国诗人”和“民间诗人”是完全互文的。

　　就诗歌批评来看，那些以全知作为诗评的前置条件、为竞技而存在的诗评本文在泛滥，这对于诗歌来说，堪称灾难。全知者充斥诗坛的时代，真正的诗人好像变成了哑巴，因为他们不擅长无耻之道。这样的时代于我所知甚少，我警惕自己成为一个无知的人。

十七

　　就生存立场看，诗歌发生学的不同，是诗歌作品的“历时性意义”分歧之所在，实质是社会阶级矛盾之焦点所在。超越阶级地位、社会出身去看待诗歌，是一种纸上谈兵式的美好奢望；一一诗歌除了帮助美学幻想升级，起不到在人类精神世界中发生具有实质意义的提升作用，而作品一旦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当然更不可能会有净化心灵的效果。

　　很多年来，做诗人要经过作协组织的批准，否则就不是诗人；而作协组织同时有专政的功能，远一点说（只是地理距离上的“远”而已，在“文化形态”和诗歌上说却是一点都不远），布罗茨基被专政的思想基础和审判依据正是他作为未被批准（不加入）的诗人身份。在纸质时代，无证诗人不但被看成是“社会的寄生虫”，而且很有可能是“阶级异已分子”。

　　如今互联网不可阻挡地发展，诗歌多中心的存在，这使得诗歌的生成方式和传播路径都打破了长期以特权来垄断诗歌的局面；不经组织批准也能做诗人，并且是可以做更好的、真正的诗人。这正是当今一些思想僵化的“持证”诗人和纸质诗人所不乐意看到的态势，准确点说这是一种令他们感到极度愤怒的状况，因为这破坏、甚至摧毁了他们因垄断而得来的名声与利益领地。于是，当下部分有证诗人在冒充民间身份，以两头下注的方式妄图更好地“统吃”。

　　但是，就势利的一面来说，一定程度上民间要比官方来得更为较真和“抠门”，原因在于体制内的人无衣食之忧，甚至是养尊处优的，而民间的写作者首先面临着生存压迫，对于诗歌和诗坛，他们无法不计较：一一在生存利益、乃至艺术道德的层面上。不排除现实中有些民间诗人企图通过写作来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这可能也是一些民间写诗者的初衷。御用诗人们大多有“坐而论道”的前置性条件，民间诗人因生存条件的不同，则大多被归于评论界所称的“左翼文学”范畴。

　　换言之，这里缺乏布罗茨基那样的诗人之于人类精神领域的意义。如何突破现存的利益格局，是诗人现实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有赖于来自社会的改革，在生存这件事情上，诗人是难以自己改善自己的。事实上，体制内外的不少诗人们在这些年把自己大量的精力，用在关注与自己有关的诗歌生态上，目的是想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因此却大幅削减了自己的写作诗歌时间，这是一件令人惋惜和遗憾的事。

十八

　　对于语言的整体性功能作用来说，诗歌只是使用了语言的一部分意义。这就是长期以来时代语言和诗歌意蕴发生悖论之所在：语言历史性的整体缺陷让诗歌去承受了，比如新诗（汉语的改造，是以诗歌为具体突破口的）让胡适这名无志于诗歌的人去承担了。更有趣的是，胡适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本来就不是为《新青年》杂志写的，胡适给它的是副本。语言和诗歌的关系有如守夜人之于主人庄园，但诗歌总是会被语言（的使用者）加以各种理由和不同方式在别处利用。

　　汉语诗歌的方向是在对传统语言融化的基础格局上，探索其新生的可能空间，而不是对西式语言加以照搬，也不是对传统汉语持僵化式的固守。语言作为民族历史命运和生存方式的一种必须呈现，诗人是无法承担得起改造其结构、意旨，和气质的使命的，这是一门堪称宏大的事业。但是事实上诗人是在以个体的方式默然承担着擦拭语言、丰富和更新语言意旨、拓展语言疆界，和调整语言气质与气韵的工作。诗歌对于语言的作用仅在于美学。

　　这是泥沙俱沙的年代，因为语言的乱象，审美的失范，也因为文化冰层的解冻，诗歌在当今鱼龙混杂局面的根本原因盖在于此。如果说，传统汉语是冬天的大地，那么现代汉语就是受到闪电袭击的准母亲。这闪电就是西方语言对汉语的冲击，让传统汉语怀上了孕。在语言剧烈变革的这个慌张时代，最先感受到痛苦和幸福的恐怕都是诗人。兴奋啊，沮丧啊，忧伤啊，浮躁啊，茫然失措啊，各种情绪都有，但就是失去了古汉语那宁静悠然和安谧空灵的一面，而这恰恰是蕴涵东方诗美的那个部分。

　　这里的深层问题恐怕还有两个：一是语言的宿命性；二是东西方语境在诗意表现上的天然差异性。以米沃什为例，这些西方诗人对诗歌的思想见解是超一流的，但汉语读者们通过汉译本看到的、这些盛名远扬的大诗人表现在诗行中的意蕴往往不如人意，他们的诗艺有待商榷。许多情况下，读他们的诗行不如读他们的随笔和文论。这是东西方语言特性的差别，还是译者的原因呢？！

　　彭一田，《独立作家》专栏作家。1958年生于浙江台州。少年始习诗，第三届柔刚诗歌奖主奖得主。

　　独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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